日本“残留孤儿”问题反映文化集体无意识的暧昧

　　部分“残留孤儿”上街要求日本政府对他们作出赔偿

　　日本国内有一批志愿者律师替遗孤争取权益，我们拍摄了一些小规模游行。

　　留日的身份，有时让我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陷入微妙的境地。十多年前，由学校公派至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进入政治学研究会。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拍摄并编辑了《残留孤儿》这部纪录片。历时半年、采访了近20位战争遗孤，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庆上放映。

　　“残留孤儿”是日本厚生省官方文件中使用的词语，中文称为“遗孤”。指的是二战日本败战时，那些失去父母（战死或自杀）、被中国家庭收养、在中国养父母照顾下成长和受教育的日本人，大部分生活在东北。

　　中日恢复正常关系后，绝大多数人选择回国。此时的他们，年近不惑、不会日语，只能生活在日本政府安排的公租房、领取3万日元左右的生活补贴，过着极其贫苦和缺乏尊严的日子。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方面遭遇重重困难。日本国内有一批志愿者律师替他们争取权益，要求日本政府支付赔偿，我们的摄制也参加了一些小规模游行和法庭审理。

　　2003年庆应大学校庆期间，纪录片上映了三天，来了不少青年学生。他们非常认真地看完了1个多小时片子，并和我们交流。当时也来了好几位神情高傲、脸色不太好看的男性老者。有一人特意找到了我（因为我是我们研究会唯一的中国人），语气激动地说了一堆鸟语，大致意思是，日本打中国没有错，错就错在打了美国。我在樊勇明老师课上听他讲述留日经历时也听说他有过完全相似的经历。

　　因为和研究会的皆さん很熟，我也会问，为什么日本政府在战后道歉问题上如此不“素顔”。有一位精英同学告诉我，政府认为发动战争的是天皇，与现实的政府没有关系，所以没有道歉的责任和义务。这位精英同学后来被选派往香港交流，毕业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

　　在安倍战后70周年的讲话里，他也提到了那些“残留孤儿”，有3000名已经回到了日本。“残留”在日语里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词语“残された”。这样一种没有主语的表达方式，表现了日本文化中集体承担责任和集体无意识的暧昧特征。当然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战争的认识问题。

　　二战过去已经70年，然而，它真的终结了吗？它给人类和现时世界的影响都不复存在了吗？即使在今天，日本仍然使用“残留孤儿”一词，甚至用“残留孤儿二代、三代”称呼战争遗孤们繁衍下的子孙。他们因为年轻、语言能力强，能够较快地融入“日语社会”（非日本社会）。

　　著名中国史学家卫藤沈吉先生的孙女也在我们研究会，那年的女儿节，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过节。席间卫藤老夫人三次非常郑重地向我道歉，说日本的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杀害。面对这样一位年迈的长者，让我有些语塞。

　　去年夏天，在欧洲的众多美术馆和博物馆（即使是像萨尔茨堡这样的地方博物馆），都有专门关于一战的展览，放映厅里的影片也在专门回顾战争的历史。战争的伤痛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和警示作用，而不是阻碍前行的历史包袱或“宿命”。历史不容割断，政治家更不应该出口不负责任的言论。

　　“说不清历史”和“编造历史”一样，都是说谎。

　　（注：作者现供职于复旦大学外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