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小镇上的越南新娘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岩溪镇，越南小店，几名越南新娘在聊天

改变命运了吗？

　　2014年初，周嘉珍和小姑子洪丽娟在岩溪镇上的小学附近上合开了一家特色小店，专卖越南特产，当时生意不错。

　　这两年，小镇上陆陆续续消失了三四十个越南新娘，伴随着新娘来华务工的越南偷渡客也转向其他地区，她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了，于是她们支起了缝纫机，接了不少帐篷厂的活。

　　她明白，要靠他们现有的存款建新房是不可能的，而明年就是她来中国的第五年了，她听人说只要在中国结婚并居住满五年就可以申请绿卡，有了绿卡就能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村里的商会愿意贷一些钱给他们建房，但其实贷款的利息不菲。

　　每天放学，已经11岁的吴锦云都会在越南店里等家长来接，接她的就是以开摩的拉客为生的继父吴保林。

　　李光玉来了快5年了，并没有给吴保林生儿育女，让他很不满。

　　李光玉却不急，“他年纪太大，不能生了，也没办法，我们不打算生了，把锦云培养好就好了。”

　　吴保林没有放弃，采访中他还拿出一个生子的偏方让记者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第一次见到李光玉是在她上班的塑料厂里，噪音嘈杂，空气里夹杂着难闻的气味。她的工作是用工具刀切除塑料成品中多余的边角料，她手法精准迅速，一分钟能加工四件产品，每个可以挣五分钱。

　　工友说，她是这里手脚最快的，每天可以挣一百多块，越南店里的人都说她很好强，嘴皮子也很厉害。

　　李光玉虽然身材臃肿，皮肤黝黑，但她的穿着非常时尚，在塑料厂刺鼻的空气里仍然可以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头发也直顺。

　　“你们早该来写我们了，要不然坏话太多了。”她对记者说。

　　她很能说，来福建4年，闽南话已经很熟练。

　　显然她是欢迎采访的，但还是拒绝了摄影记者在她家拍照的请求。

　　在走访的近20家越南新娘家庭里，她家是条件最差的一户。

　　吴保林兄弟五人，二哥和四弟还是光棍，最小的弟弟娶了本地人。大哥在新村盖了房子，四兄弟住在一排老式的闽南石条平房里，吴保林分到其中一间，院子里搭了一个简陋的厨房，一只没洗的袜子放在饭桌上。

　　李光玉今年27岁，12岁跟随母亲到胡志明市打工，14岁因“贪吃一碗面结错一场婚”，16岁生下了锦云，23岁改嫁给48岁的吴保林，一个跟她父亲同龄的男子。

　　她用了很长时间向记者讲述了和前夫阮文雄的相识过程。女儿出生后，李光玉不但要打工挣钱供丈夫和情人吃喝，还遭受家暴。她说离婚后，自己才开始保护自己，才开始懂社会。

　　嫁到岩溪镇2年后，李光玉认了干爹干妈，她只知道干妈叫春梅，“他们是长辈，问名字不礼貌。”这件事，吴保林是不同意的，因为他和春梅年纪一样，而李光玉还是按照当地的跪拜仪式走了一遍。

　　“他们在田头村有一套房子，装修得很漂亮，我干妈有说要给我住的。” 干爹干妈家儿子因夫妻不合自杀身亡，女儿又远嫁他乡，“我和保林说，你要再不盖好房子，我就带女儿去田头住，留你在这边。”

　　但在数十名越南同乡中，慢慢地她没有了亲近的朋友。完成本土化以后，解决恐惧的工具箱里就不再有老乡这个品类了。

　　说到嗜酒如命的父亲从来都不管家里有没有吃喝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起来；说起母亲长年积劳，忍着病痛，至今仍然每天深夜挑担走六个小时夜路去卖椰子饼的时候，她大哭了起来。

　　领取暂住证的第二天，李光玉就去镇上找活干。李光玉很少向吴保林要钱用，“他给我一块说一句，给我十块说一天。”

　　包括女儿的学费等等都是李光玉独自承担。这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独自改变命运的人。

　　“锦云在中国长大，以后也要嫁给中国人吧？”记者问她。

　　“不要，我要她嫁到美国去。”

　　没有身份的人

　　杨七妹和另外两个越南老乡在镇上的中普玩具厂工作，一年前从玩具包装工升级到质检员，尽管户籍问题让她们没有社保福利，但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总体上还是让他们满意。这个工资水平是她们在越南的两倍。

　　娶越南新娘的当地男子基本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他们大多认为有结婚证，就一定可以上户口。

　　因为没有户口，玩具厂并不愿意雇佣这些越南新娘。

　　玩具厂老板张建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没有办法给她们交相应的保险，要是被抽查到，我们会面临罚款或者减单的麻烦。她们也没有银行卡，工资还要发现金，对财务来说也比较麻烦。之前不清楚情况，我们招了三个(越南)女工，下一步也不打算再招她们了。”

　　虽然因为没有身份无法获得该有的保障，但义务却没有少。2015年，在离岩溪镇不远的西湖村，26岁的越南新娘阮氏举给42岁的刘瑞明生了第二个男孩时，村里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已经将七万多的超生罚款单递到了刘瑞明的家里。

　　所有嫁来中国的越南新娘都最关心她们的身份问题，每年去护照延期的时候，几乎都会过问能否申请绿卡的事。“去年年底在漳州的越南新娘人数是两千多，她们经常会来提及申请永久居住权的事，申请中国绿卡的事都是公安部级别批准的，不是地方能决定的。一般只有父母是中国国籍，而小孩出生在国外才能拿到。或者是投资几千万美金的，或者是对漳州做出突出贡献的，才有条件申请，手续还非常复杂。漳州市从以前到现在能够拿到中国绿卡的不到十个人。” 漳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一位姓林的工作人员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8岁的美珠嫁给叶小青4年了，丈夫家庭条件不好，但也不用她工作。去年上半年，51岁的叶小青在家门口被同村人开车撞倒，多处骨折，美珠把丈夫送到医院，但因为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无法在术前签字，差点耽误了救命的时间。

　　出事后叶小青不敢去讨要剩余的医药费。现在家里已用完了积蓄，自己又不能干什么重活，只好要求妻子去一家摩托维修厂里上班挣钱，维持家用。

　　美珠说今年还是会打算回家 一趟，叶小青有些担心妻子会一去不归。

　　逃跑

　　“哑巴”叶进城的老婆是一起娶回的四个越南新娘里最好看的，但也是跑得最快的。

　　他的二哥叶林城做贩运水果的生意，精明仗义，是个标准的闽商，平时对兄弟照顾有加。

　　“其实我弟弟一共娶过五个老婆的。”叶林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叶进城的婚姻史。

　　第一次，33岁的叶进城花了1.2万元和一个从湖南来的打工妹结婚，12天以后新娘就跑掉了，他的哥哥只好专门到湖南追讨1万元的聘礼。

　　第二次他娶了一个贵州女人，她是真心想留下来，但因为是个“石女”，先天性无子宫，无法过夫妻生活，也不能生育，又离婚了。

　　第三次是镇上的媒人从云南带过来两个女人，年轻漂亮，叶进城和其中一个结婚了。另一个女人却被介绍人在家中强奸，报警之后，公安调查发现两个女人是缅甸偷渡客，之前有案底，于是两人被遣返缅甸。

　　第四次，就是2011年，42岁的叶进城花了4.7万元和吴保林一行四人从胡志明市带回了一个新娘，可半个月后，他的美丽新娘就人间蒸发了。

　　第五次，叶进城带回一个身材更好、五官更俊美的新娘。家里人认为多半会跑，严加看管，新媳妇刚开始还很勤快卖力。一个月后，叶进城带着两万块人民币和新娘到越南探亲，在河内下飞机的时候，这名女子趁叶进城上厕所的空隙，携款消失了。

　　这两次越南新娘的逃跑，叶家损失了七万多。

　　家人不允许叶进城再娶越南新娘了，但叶进城自己还是偷偷到越南店咨询去胡志明市自助行的事。洪丽娟告诉记者，他正在和一个胡志明市的女人网恋中。

　　除了人贩子非法贩卖越南女子造成的婚后逃跑以及早有预谋准备骗婚的越南新娘，事实远比公开报道的复杂。“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也有相亲男子欺骗越南新娘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往往会被大家忽略。因为距离远，接触时间短，对于越南新娘而言，基本上是信息不对称的。”厦门大学社会学博士武艳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外，越南北部地区的女子在男女关系上开放度更大，她们对婚姻忠诚度比较低，所以逃婚的概率较高；而越南南部地区地处平原，她们嫁来中国，本身就希望能够在中国享受城市文明，如果从平原地区嫁到山区，这样大的心理落差会构成很重要的逃跑诱因。再加上语言不通，气候不适应，饮食习惯有差别，或者婆媳妯娌矛盾，都是很复杂的情况。同样，中介为达成买卖，也会欺骗中国的相亲客，他们常常会对新娘暗示可以先答应，不满意可以带路回越南等等。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近二十位越南新娘中，谈到第一次进到中国家门的感受时，所有人都表示有后悔、害怕和不满意，都曾和丈夫发生争吵。

　　2013年，福建省漳州检验检疫局共对出入境人员健康体检2376人次，其中“越南新娘”就占了1684人次，检出艾滋病7例、性病6例，这个数据随后被当地多家媒体重复播出，小镇上的人仍记忆犹新。

　　而在另一方面，从2014年开始，国外的护照延期费用从每年168元上升到每年800元。因为无法入户、护照延期费用大幅提高等原因，“越南新娘”进入中国的热潮正在减退。

　　福建省民政厅政研室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新嫁入岩溪镇的越南新娘人数是0。